[戊子英伦行2]汇源果汁与伦敦金融城的交响

9月4日，女儿女婿陪我去大英图书馆和大英博物馆。去大英博物馆是为了看《女史箴图》，当年孙向群先生曾委托我拍下图上的印章，我曾两次去看，笫一次是没有陈列，我也因时间关系来不及去约看；第二次是2006年冬去伦敦时，曾帮助大英博物馆中国书画整理编目的邱才桢博士刚回北京，他介绍我去找书画部的刚从美国来就任的白主任，因为《女史箴图》就挂在他们工作室墙上，去就能看到。可惜我去晚了，书画装裱师邱锦仙师付告诉我白主任不在办公室，以致我至今未完成孙先生交待的任务，这次只好要三访《女史箴图》了。出发前两月，邱才桢博士又告诉我，《女史箴图》已经从库房墙上拿到展厅展出了，我想这好办，赶在8点关馆前就成。所以我们就决定先上大英图书馆去见吳芳思博士，再去大英博物馆，便在国王十字车站下了车。可下车前，刘之皓翻看刚买的一份《泰晤土报》，他偶然翻给我看一个赫然的大标题，让我突然决定改变今天的行程：“可口可乐25亿美元收购汇源果汁！”这可是一个新闻炸弹，中国好不容易有一个饮料品牌，难道就要卖掉？我问女儿，可口可乐的市值多少，她说2000多亿羙元。嗬！25亿就买了中国这个大市场，这不是大象踩蚂蚁吗？我突然提出要求，要这两位新进金融从业者带我去看一看他们天天上班工作的地方伦敦金融城：到那里感受感受，想一想这世界多神秘，真能不战而却人之兵也！

于是，我们与吴芳思博士在大英图书馆匆匆一见便辞别了。我送给了她一本新著《书法艺术概论》，请她另外转赠二本给大英图书馆。她很高兴，她说大英图书馆正需要这样介绍中国艺术的书。然后我又再请求她帮忙联系一下法国巴黎图书馆东方部，征集《中国书法全集-三国两晋南北朝写经》卷的7件敦煌写经卷子图片。吳芳思博士是国际敦煌项目的主持人之一，她爽快地答应了，她说没问题，她跟他们很熟悉，包括日本方面她也很熟悉。我送了她一盒安吉白茶，她很喜欢地收下了，她说听说过这种茶。要说明的是，这茶是浙江朋友送我的，我转送以示友情而已，可不是贿赂：一盒茶叶就能贿赂英国人吗？哈！送茶叶就能办好事，《中国书法全集》的工作就太容易了。我们给吴博士合了一张影以示纪念，便要了一辆出租车匆匆赶往伦敦东区闻名于世的金融城。

伦敦是格林威治东西经0度，号称地球的中心。但以金融行业的工作来看，在伦敦金融城早上能看香港和亚洲股市的收盘，下午下班前能看纽约股市的开盘，真可以说是东西合璧独占风头。再加上近几年美国经济开始衰退，伦敦已占了纽约的先机，从世界第二金融中心变成世界第一全融中心。我每天收看凤凰卫视的新闻，都会看到纽约证交所的现场播报。今天炒股已成了时尚，但我不是股民，不过我曾读过茅盾的《子夜》，觉得金融炒股做多做空翻云复雨很神奇。前两年热销过一本书，叫《金融战争》，金融远比战争更容易改变这个世界。从十年前的亚洲金融风暴到正在经历的美国次贷危机影响所及，如果今天你是一个文人要关心时事，不关心金融形势就谈不上关心时事了。哈！这当然又是明代东林党人号称的“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传统所远不能范围其中的“事”了。我首先提出看伦敦证交所，我仍在幻想交易大厅此起彼伏的叫板声的热闹劲—当然现在交易已用电脑不用叫了。

女儿女婿告诉我，伦敦证交所不能进去观光，但有一个钢铁交易所可以参观。刘之皓打电话联系，因为防恐怖袭击参观者须提前四周预约。于是，他们决定先带我参观金融博物馆。金融博物馆就在英格兰银行中，展览厅并不大，但很直观地告诉你现代金融业在几个世纪前--大约相当于我们的明代--怎么从英国这个地方发生、发展起来的。短短的参观時间中，有两件事留下深刻印象。一件事是我平生第一回亲手拿起了一根金条，它重16公斤价值18万英镑，虽然我不拥有，但今天能用手摩得着也非易事。另一件事是我看见了一张1970年发行的20镑钞票，钞票上印着莎士比亚像。原先我以为英镑上肯定只会印女王像，就像我们的人民帀印马恩列斯毛一样，即使印上工农兵也是没名没姓的宣传画，怎么可能把莎士比亚这种文人印上钞票？在中国，从来是“政治笫一”，只要搞政治当了官不管是否有政绩人头像都会经常上头版头条显得很伟大。至于文人没有听说人头像上头版头条的，为“臭老九”正了名已很不错了，还会上钱帀？今天中国有人想过把李白、杜甫、苏东坡放上人民帀吗？有也是天大的笑话！今天，大大小小的政客都在侈谈文化也是财富，但有几人真把文化当金钱看待而珍视之？英国人一边把女王像印在钞票上，同时把莎士比亚这样的文人像也印在钞票上。我还看见一张钞票上印着伦敦圣-保罗大教堂的设计师兼工程师的人头像。这让我知道王国似乎並不等于专制，在王国里並非等于唯王独尊。我怕我所看到的那张印着莎士比亚头像的英镑在记忆里会变成幻像，我想得到这张钞票。刘之皓真有神通，他的一个朋友搞收藏，正有一张这种钞票，只是已从面值20镑升为45镑。刘之皓决定给我搞到手，用小镜框装上今年11月来北京時作为礼品送我，我一定把这张英镑放到书架上陈列起来炫耀炫耀：莎士比亚属于全世界，英国文人的尊宠也属于全人类的！

伦敦金融城在行政上是一个市，城市功能齐全。我们在金融诚的一个日本餐厅便餐，但吃的份饭和牛排面条显然是香港风味，毫无日本特色。看来，在英国日本的名气比香港更大，以至香港菜也要打日本的招牌。刘之皓是导游，从餐厅出来，就带领我们从后门走进原伦敦证券交易所那座有大排大圆柱的罗马式宫殿。这里已改成了购物中心，在高亮雄伟的穹顶下，排列着各种名牌店，中央大厅成了一个大酒吧。酒吧里盘桓的衣冠楚楚的客人，大约都是在这里谈事的金融从业人士。我在金融城街区拍了一些行人照片，你要仔细观察，就会发现都是一水的西装革履的职业装，在牛崽风盛行的今日世界显得太正式。如果曾经有过“英国绅士”这个说法的话，那么，据我的观察之陋见，除了在电视上经常看到的英国国会会议外，大约就数金融城有这种冠冕遗风了。

也许受我的感染，刘之皓也有一种嗜古爱好。他说，跟我走，看一个有趣的地方。我们跟着他在拥挤的楼盘中擦身穿行，来到了一条高楼阴暗下的胡同，指着一个二层旧样楼店牌告诉我这叫“牙卖加咖咖店”，店名下面镌刻着这咖啡店的年代：1652年。这是伦敦城的第一家咖咖店，伦敦金融业的历史就从这里翻开的--世界上第一批金融从业人员就是从这里的咖啡客中诞生的，第一批金融交易也是在这里品尝咖啡時完成的。如此看来，咖啡竟无意中成了现代金融世界的催生剂！黄仁宇先生在《万历十五年》中引述，万历五年明朝广东从菲律宾引进红薯后，中国的人口就一发不可收拾的攀升而至今日成世界第一人口大国。也有人说，英国自从有了咖诽馆，及有了从中南美洲引进的巧克力，于是，咖啡客们嚼着香喷喷的巧克力聊天，于是点评時政言论自由的英国民生就诞生並成了今日世界的主流政治体制形态！这大约就是所谓的“蝴蝶效应”吧：亚马逊河上一只蝴蝶扑腾了一下翅膀，一股气流上升，风云际会，结果在太平洋上卷起一场飓风！中国古人云：一叶落而知秋！从伦敦金融城的“牙卖加咖啡馆”，让我想起了老舍的《茶馆》，在旧北京的茶馆里确实有议论時政的习气。我在想，辛亥革命是由成都打响了笫一枪，有所谓“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治蜀后治”之说，是否也是蜀地茶铺特多之故？不管怎么说，信息的交流多了，你知我知大家知，这世界就会发生变化。

出了胡同，与“牙卖牙咖啡馆”几十步之遥的胡同口则有一个酒吧，号称伦敦最早的酒吧之一：那个酒吧店上有个“1600”的牌子挂在那里，标志着整整400年的历史！我又要发一番感慨：在我们这个“富不过三代”的地方，哪里去找400年的茶铺和酒馆可以坐在那里饮酒品茗而延续生活风俗的历史？中国号称“四大文明古国”，除了长城、故宫这些文物保护点外，中国的古代物质文明在哪里？连长安街都以“大粪蛋”的歌剧院和“歪巴咧枣”电视台为显摆货色，这“文明古国”还活着吗？除了文字以外，中国真可以炫耀为世界四大文明古国唯一香火不断的国家吗？

我们穿过一条大楼夹缝中的酒吧街，金融城的人们仍然像他们的祖宗一样在这些洒吧中谈生意，好一派古香古色的所在。但一走出这条酒吧街后，“劳合社”的巨大的后现代建筑令人震惊：这个世界上最大的保险公司很前卫，选择了巴黎蓬皮杜中心的模式！整个建筑从外形看似乎是一个大型工厂，那些横顺交错的金属管道挂在那里，就像一个人被剥了皮露出的心肝肺肠一样！据说，这就是一个打破黑箱裸露一切的保险理念的艺术再现！在抓拍照片中，我又发现了另一个新潮建筑，这是我曾经在泰特现代艺术馆隔河望见的那个尖蛋形全玻璃塔。这是“瑞士再保险”，它与“劳合社”在高空中构成了一个奇妙的几何图形，我穿行过车流，抓拍了这个富有交响音乐般的建筑组合，似乎创作了一个现代派绘画。这一些后现代建筑又与古老的咖啡街构成了伦敦金融城的古今交响曲，它在提醒我们一个生命的进程，让我们真切地感受到“继承传统，开拓创新”的现实存在，而不是中国文艺界特别是书法界那些“传统、创新”的伪命题的概念游戏。

那天我们在4点过钟赶到了大英博物馆，大门口和圆拱形大厅仍然人头攒动。不收门票，但女儿代我去“随喜功德”后进了门直奔中国馆旁的日本馆—据说那里靠近东方部的工作室，名画在那里展出安全些。很遗憾，仍然未见《女史箴图》的踪影。一问，在日本馆的博物馆展厅人员告诉我们，《女史箴图》上个月确实在这里展出过，但是一个专题展，大约展了三周后就撤了。刘备三顾茅庐终于见上诸葛亮，我已三顾大英博物馆却未看到《女史箴图》，这叫缘份未到吧？夫物皆有遇与不遇，谁知后遇先遇孰是孰非也。我想，我还会来大英博物馆，终或有遇焉！不过，我还是跟据展厅人员的提示从书店买了一盘这个展览关于《女史箴图》光盘为补偿。不过，每进大英博物馆必有获。我从日本馆的五楼下到四层時，在楼梯迎面墙上见到一幅日本丰道春海的“敬爱”二字榜书横幅屏，苍劲雄健，在大英博物馆为数极少的书法展品中堪称杰作，但它却代表了日本，而不是中国。再下楼梯，在三层二层之间，蓦然见到一尊大佛立在楼梯扶手边，足有10米多高完整无损且雍客华瞻，年代标为581—618年，正是隋文帝开皇元年至隋炀帝大业十二年之间，通体晶莹的汉白玉在暗部闪着幽光，这尊隋代的雕塑巨制足可以与龙门奉先寺的卢舍那大佛蓖羙，令我大开眼界！我选了几个拍摄角度，均难以展现其硕大雄峙的风貌。这个中国佛教高峰期的罕见艺术珍品，它浪迹万里却形只影单地冷落在行色匆匆的观众视觉焦点之外，这既让我留连再三不忍蘧去，同時心中生出一种难言而莫名的郁闷心情来……

这又让我想起了汇源果汁！记得八十年代初，我们四川重庆有一个“天府可乐”，中药配方，爽口得很，特别是就火锅安逸得很，于是风行全川为饮品第一。没几年，红极一时的天府可乐突然消声匿迹了，据说是给人搞垮了，一个民族工业品牌从无到有转瞬即逝，至今让我想念。一二百年的民族衰落，让我们付出了巨大的被掠夺的代价。今天，我们民族死而后生重新崛起成了世界的工厂，当我们正以出卖廉价劳动力来换取财富增长的時候，民族工业产品更富有价值的品牌刚刚树立起来，并占领了一定的市场，干吗不继续竞争，而要杀鸡取卵卖掉它？尽管我们在全球化的游戏规则中发展，上市公司在资本市场上是自由的，允许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中国人可以花二千亿羙元去挺美国的次贷危机，为什么不想法让汇源果汁去收购可口可乐这个世界第一品牌拓展实力，哪怕是一种幻想也好！如果说国际间的金融活动像一场战争的话，在金融城跑马观花一瞥之后，我确实感觉到这台经过400年研发的“战争机器”的厐大、复杂、神秘，中国人准备好了吗？

2008年9月9日于伦敦紫竹居所

(戊子英伦行1) 沙士比亚已经500岁！

请注意，我说沙士比亚500岁，而不是莎士比亚诞生500周年--莎士比亚还活在他的故乡土地上，但他不是神，而是人，还活着！

2008年8月中旬，北京奥运会的高潮中，我和太太第三次赴英伦省亲。到伦敦经一周的亲友应酬之后，女婿刘之皓为我们精心安排了莎士比亚故乡行，了我初赴英伦时的宿愿，“会见”了我文学青年时代的偶像：沙翁。

我们的沙翁故乡之旅是从丘吉尔故居开始的。我们一行四人驱车路过牛津，不远之处就是布莱尼姆宫Blenheim Palace，这个英国境内惟一非皇家的宫殿。这是老丘吉尔公爵于18世纪初修建，二百年后温斯顿-丘吉尔首相是这里的主人。当然，正因此，这个二战盟军英雄统帅的生平展览是这座宫殿吸引大众的焦点。丘吉尔首相的亲属仍住在这座宫殿的另一半，在这座私人性的宫殿展厅是不能拍照的，尽管那里陈列了大量成套的中国瓷器。但这座有巨大花园的宫殿使我想起了巴黎郊区的凡尔赛宫，不过不同的是，凡尔赛是一座“死去”的宫殿，而布莱尼宫却“活着”，因为它还住着宫殿建立者繁衍的后代。中国人常说“富不过三代”这句话，以概括其历史和家族的变化无常。而英国人的大家族除了英国皇室外，一般都可能有几百年香火不断的历史，这在中国是匪夷所思的。我们在丘吉尔首相“家里”用午餐，同时我在想，在反思着两种多么不同的“历史”：试问，我们这个注重“孝道”有几千年宗法社会传统的国度里往往事与愿违什么事都非要推倒重来不可？两天之后，我又拜谒了沙翁故居后，开始有了一个自圆其说的答案。

我们住在预订的Oaksey一座二层别墅式酒店里，别墅修建在一个高尔夫球场中间，在它毗邻的一个罗马古镇边沿，则有一个巨大的私人森林公园Westonbirt。住下后，我们先去了这个森林公园“吸氧”：公园主人用了近二百年时间种植起来的这个巨大森林中，太太付淑群也竟然撇下轮椅自己驾驶了一台电频车，心情无比放松和畅快地转悠了小半天，吸足了氧有了很好的精神，才决定了参加第二天我们一整天的沙翁故乡行。

刘之皓不仅是一个聪明的基金经理，也是一个参加过撒哈拉沙漠越野的车手，我们从英国南部内陆的中心地带驱车才一个多小时，便来到了沙翁故里亚汶河畔的斯特拉福德镇Stratford on Avon。作为演员、剧作家和诗人的沙士比亚，他在这里出生成人，也是在这里渡过了最后六年。

这哪里是个小镇，俨然一个繁华小都市！我们路过游船如织的亚汶河畔寄好车，便掺入熙熙攘攘的人流踱过几条既古老又时尚的街道，就直接來到了沙翁的“家”。这个临街二层古香古色的木屋仍是沙翁的父亲约翰-沙士比亚作为手套和羊毛商人的故居。这里不仅是当年商店、作坊与居所的原样，还保存了威廉-沙士比亚出生时摆着“轮床”的居室的原貌，身着16世纪服装的解说员甚至还介绍了一层客厅、餐厅的镶石地面也基本是当年的原物。沙士比亚出生于1564年4月23日，那一年徐渭正好四十四岁。1585年他二十二岁巡回演出去了伦敦，直到1610年四十六岁时卖掉伦敦环球剧院股份回到了故里，六年后辞世。从古旧画作与照片看，镇中心的学枚、教堂和街道竟然也和五百年前的原貌相差无几！就因为沙士比亚的存在，这座五百年前的小镇，变成了今天这样一个繁华的“沙士比亚城”！这里有作为博物馆和研究机构的“沙士比亚中心” 、皇家沙士比亚剧团、演出沙剧的厐大的天鹅剧场、耸立着沙士比亚雕像的广场、沙士比亚书店与纪念品商店……你坐在这个沙士比亚风情小镇的酒吧中，翻着女儿刘月刚刚用65镑购来的书口烫金的牛津版《莎士比亚全集》，嗅着浓郁的咖啡香味，你几乎会受到强烈的感染而产生错觉：沙士比亚不在这里也许是出差去了！

中国的传统不一样，我的故乡成都也有两处名人故地：一处是武侯祠，一处是草堂寺。武侯祠供着诸葛亮，诸葛亮已成了菩萨；杜甫的草堂故地已变成“寺”，杜甫也成了菩萨。中国人不信上帝，但往往把才人们弄成菩萨神仙来朝拜。例如关云长成了财神菩萨，秦琼、尉迟恭成了门神，成名了就不是人了！什么原因，就是不让你联系实际，把名人成看成普通人！否则，大家都会头脑澎涨，觉悟起来，要求成为名人和要求名人待遇！这还得了，这社会不就乱了吗？几千年的集权专制，剥夺普通人的各种权利包括幻想在内，不就是巧妙推行的一套愚民政策来维护王朝的稳定！比沙翁长四十多岁的徐渭身后待遇也还不错，除了留下一抔墓土外，还有一个“青藤书屋”。不过，这“青藤书屋”已与徐渭青少年时代的故居大相迳庭，是清代房主人按徐渭诗文自行仿造的，到那里基本上感觉不到五百年前的明代人的生活气息。比徐渭还晚出一、二百年的曹雪芹却连徐渭也不如，这位足可以比肩莎士比亚的中国文豪连身世皆是悬案，更别说留下流传有绪确切无误的故居，让人有机会去感受和认知作家与诗人的真实存在！

沙士比亚作为一种文化存在，并非仅仅像时下中国到处滥建仿古名人故居这种旅游花样来延长其生命。斯特拉福德镇的天鹅剧院张贴着《仲夏夜之梦》的海报，剧场一边在扩建，一边仍然长年上演莎剧。伦敦泰略土河畔还有一座按五百年前风俗建的莎翁剧院，长年上演莎剧。现在的中国，哪里还能看到徐渭的《四声猿》，就连王实甫的《西厢记》、关汉卿的《窦娥冤》、汤显祖的《牡丹亭》、孔尚任《桃花扇》这四大名剧也不是想看就能看到的！这里也有哈姆雷特的招牌问号：“活着，还是死去！”刘月为我买了莎翁时代的鹅毛笔、有莎翁标识的小茶盘，还在沙士比亚书店拣了一张《哈姆雷特》的DVD光碟向我介绍，现在上演莎剧演员都穿当下时代的服装。为什么？不明摆着就是让你看戏时联系现实，想着现实，让莎翁为今天的我们指点迷津！你说，莎翁是不是真的活着？刘月问我，你听不懂英语，是不是有兴趣回伦敦时去看一场莎剧？我说，怎么没兴趣，这本牛津版的《莎士比亚全集》我不是也要抱回中国去，摆在我的案头供起吗！

莎士比亚博物馆的陈列中似乎也有一个关于中国的错误，它用文字说明1970年代曹禺将莎剧翻泽成中文出版。曹禺担任过中国莎士比亚协会的第一任会长，为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年出版《莎士比亚辞典》题写过书名。但我想了好久，也没有记起曹禺翻译过莎剧。我在上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读莎剧剧本时，是朱生豪在上世纪初的中文译本。据说还有顾仲彝、梁实秋、田汉等早期的译本，但没有看过。离开莎翁故居时，我在后门照了一张摸着铁门环的扣门照，大约回想起当年无师自通地一边读莎剧一边编剧本的情景，还感慨地在留言册上用小毛笔题了“莎士比亚属于全世界”的少有的中文题词，才依依不会地离开了这块圣地。

2008年9月2日深夜于伦敦紫竹斋旅次

今天，在现场二万人拚命的呼喊和嘘声中，郎平指挥若定，把美国女排带向了胜利！我为郎平喝采！但是，这无关国家的荣誉，也无关什么“爱国”！中国的排球输了，中国仍然无损于她的荣誉！因为体育是游戏，而不是国家间的战争。郎平与希丁克、斯科拉里以及中国击剑队的法国教练一样，他们虽然在别国执教，但都是这个世界具有高度职业道德的优秀人物。

奥运会的精神不是国家对国家的胜负，而是让所有国家都来尊重所有个人的创造力。国际奥委会官方並不公布以国家为单位的金牌榜，它仅仅重视运动员个人的创造力。用“金牌榜”作为?戏节目来取乐国民是可以的，但千万谨慎与“爱国”挂钩。我想大家都在号召奥运的非政治化，这就是严格界定体育的性质与政治无关。因此，我不敢苟同聂棋圣的说法，认为郎平不该去执教美国队，这一说吳清源、孔祥明毌子也不该去日本下棋了？

你想想，今天别说郎平，就中国女排姑娘们承受着多大的压力呀！一场?戏，旁边却唱着震天响的“亲爱的祖国”，真不知是谁在那里操控，把球赛现场带向一种歇斯底里。你说，这些纯真的姑娘们还怎么打球呵！如果赢了就是爱国，以此推论，输了就是卖国？弄得优秀的女排姑娘们都哭了，似有负罪感一般，真荒唐！

我们国家弄体育搞什么“举国体制”，这就是一种方向错误。花大把钱把大量小孩从小弄来成为体育人，书也不读，二、三十岁以后绝大多数便成了一无所能的无用人，这不是体育的精神。我认为五十年代号召“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是好的。郎平带的美国女排都是业余的，集中二个月就上场比赛，比赛完了该干吗干吗，不用国家包干，个人终生快乐。这才应该是体育的精神。奥林匹克运动自从商业化以后，这种精神有所稀失。但它始终坚持非政治化是对的。把政治用于体育就是一口双刃剑，我们希望体育远离“爱国”的误区。

中国举办了奥运会，把二百0三个国家和地区的客人请到中国来高高兴兴办体育游戏，就已经成功了，但这与获得金牌多少关系不大。例如，你把客人请到家里来，还怕客人多喝洒多吃菜吗？

 墨池手记：
    临池作书，每有自鉴之思，随手记之，庶几亦有益于学也。
    戊子仲夏大暑，将有英伦省亲之行，了却债之余，忽有此数札遣兴耳。正成并记之。

楷书难在有来源，又难在有面目。抄《心经》小楷后又叹曰：难在无错漏，而有沉着痛快之致也。
    友人索书逾半载，徐渭评传甫就，遂抄《心经》得三帖，遂有此叹！正成。

夫书，难在有安排，有之则有视觉之冲击力；又难在无安排，而无斧击之痕迹，得书卷之自然气息也。今世书无（能）安排者罕矣！
    昨日与三马、刘涛、智先论书忽有此想，因而记之于南窗。正成。

    近日，武术协（会）属某为李连杰先生作书以赠。先书四字无大误，然未善；又书另四字，竟得意外而飞动之意，从称善。某自思量：何哉？书之妙处亦从字形得之也。
    戊子仲夏于二味石榴堂偶感。正成。

    某抄《心经》，三马帖于网上，乃作手记称：难在无错漏，而有沉着痛快之致。有网友以为与佛经之意不合，某不解：玄奘译《心经》，最得沉着痛快之旨，与某心正合也。
    戊子大暑正成随笔。

    晋唐人书之美，在有意无间之间；明清人书之美，在匠心运用之间。故明清人书宜远观，而勿贽玩焉。书斋之中觉明清人书乏味也。
    夏窗论书正成记之。

很遗憾我没有机会为奥运做个书法展

今天刚去出席了韩国大使馆文化院的纪念京奥会传统工艺展：“朝鲜时期士大夫家庭的舍廊房和内室文化”。精緻的工艺和精緻的文化使我感慨尤深。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主任播音员朴银玉采访我时，我说韩国政府和民间对传统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值得学习，这种工作不是粗糙的口号和服务于旅?业的经营策略。

不过，韩国文化院院长朴永大参赞的开幕致词让我更为触动：奥运会是一个文化的盛会！我记得，原来国家有一个口号叫“人文奥运”，这个口号很好，可惜最近不大提了。前几天，故宫博物院古书画部主任付红展先生邀请我去看了“中国历代书画展”，这个展览很不错，有利于宣传中国古代文化。但是，这里面看不到当代中国人的“手艺”，象韩国人那样那些文化都是“活”的。

这时侯，我在整理照片时随手找出一张陈年照片，那是1998年一月我策划的“中国二十世纪书法大展”，观众每天排长队买票的盛况。我想，我作为奥运主办国、主办城市的公民和专业工作者，为什么不给我一个机会办一个高质量的书法展和别开生面的书法盛典，向世界展示中国文化的魅力？

自从强行让我从书协下岗后，我有力用不上，去年想办一个高水平国际书法展，把全世界的书法学术精英请到北京来，让中国的传统精英文化象那方“中国印”一样吸引世人眼球！但是阻碍重重，让我力不从心而流产。听说，在奥运新闻中心长廊上也有书法展示，但那是一种民俗文化的展示，如同中国书协前不久办的“八屆国际书法大展”一样，搞敲锣打鼓办庙会！还包括那个所谓“千人书法长卷”捐献会！中国是一万年的悠久的书法文化母国，是王羲之、颜真卿、苏东坡这样的文化巨匠所创造的精英文化，为什么把它糟踏成书法体育活动？别人韩国把工艺都升华成艺术和文化，而中国人却把书法这种精英文化艺术弄成工艺品！是可忍，孰不可忍？！

这是当年“中国二十世纪书法大展”在中国美术馆前排队购票的盛况

当代书法“海选”的局限性

      另外就是谈到“中青展”的局限性，它的缺陷在什么地方呢？就是“海选”的局限性。“中青展”具有“直选”的性质，不管你的艺术水平达到什么程度，都可以投稿参选，这就和湖南卫视的“超级女生”和“快乐男生”的海选颇为相像。但它的局限性在于每一次是从基层开始做的，我认为这是“超女海选”的大众娱乐节目的规定性。“海选”当然可以出人才，特别是最初阶段。这个海选模式的“中青展”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有不可代替历史性的意义。但是当代书法要往高境界发展，艺术问题不能以数量代替质量。我曾经说过，当代省中国的书法家人数超过于中国历代书法家人数的总和。我主编了《中国书法鉴赏大字典》是1989年出版的，里面记录了历代有名有姓的书法家在7000人左右，当然我们现在中国书法家协会的会员每年发展一千多人，现在早已经有1万多人了。另外还有山东书法家协会，江苏省书法家协会，三十个省区还有市、县级书协，所以我说，当代书法家的数量超过了历史上书法家的总和。但是是不是可以认为我们现在的书法就是历史上的最高水平呢？当然不可以，因为数量不能代替质量，一个时代的艺术成就是以代表性书法家的成就作为这个时代的标杆。比如说北宋150年，就是苏黄米蔡四个人，他们是代表。明代晚期，就是董其昌、张瑞图、张瑞图、王铎、倪元璐、黄道周这6家代表了这个时代。其他的60家、600家都可以忽略不计，就是艺术必须以这个时代的代表性艺术家的成就为艺术史坐标。在20年前，西方的一个文学史家，他说中国20世纪的文学，其他都可以不论，只要有一个鲁迅，就把这100年带过去了，就是说鲁迅的文学成就，可以当作这100年的代表。什么意思呢？不是数量能代替质量，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也有1万人吧，难道说中国当代的文学是历史上最高的成就吗？当然谈不上了。中国作家可能是超过世界作家的总数，但是中国还没有人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只有一个高行健，他的法文小说得了诺贝尔文学奖。所以说文学艺术成就不能用数量代替质量。
    那么海选这种作品与人才选拨模式，到了一定时间应该有所突破，有所改变，有有其它递进发展的新模式做补充。所以在1999年我们由《中国书法》杂志为名策划“中国书法年展”。“年展”就是遴选出40个评委、60个获奖书家一共100位书法家，每年展示一次，目的就是想克服海选的多重数量、少重质量的局限。1999年10月到2000年初，“年展”先后在北京、郑州、上诲、厦门巡回展出，十分轰动。 “中国书法年展”做了第一届以后，我下台了，没有继续做下去。这个工作的意义很重要，必须要做得更多更好才行。现在我们中国书法家协会一年办十几次全国性展览，基本上都是海选的形式，海选在普及艺术方面起了重大的作用，它吸收了更多的会员，推动了群众的书法艺术发展，但是它缺乏高层次的人才的选拔、推举，这个展览工作亟须调整。不从宏观的艺术视野看问题，仅仅着眼于惯性思维和经济创收，而忽视了艺术本质上的提高，艺术发展就失去了方向，你的所有力气都在做一种重复的劳动。

     当代书法出现什么问题呢？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期，中国新文化运动以后，中国的文学由白话文代替了文言文，所以让文学和文化进入了普罗大众，以至于工人、农民都可能会成作家。这是一个社会历史的进步，所有劳动者都有文化的权利，所有的人都可以当书法家，以前只有苏黄米蔡这些文人中间的精英人物才能从事的艺术，现在工人、农民、战士也可以搞了，这是历史的进步。但是，同时出现另外的问题，就是一勺糖放在一杯水里是甜的，放到一锅水里，它还能不能保持它的甜度？文化在通俗化进程中，就像贝多芬、莫扎特这样的音乐，在我们的“超女”海选的活动中间，还能不能延续其优秀的经典的音乐的文脉。书法是古代的文人所从事的精英艺术，和现代的只要有高中文化程度能够抄写唐诗宋词就成为书法家的通俗文化比较，它的得与失，是不是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

      “中青展”早已是中国书协主流和主要展览模式，选拔和展出作品的时候，主要就看他的技术，一般没法去看他的文化，没有看抄的这个诗是你自己做的，还是杜甫做的，你这个诗做的好还是不好，你的文章写的好还是不好，只去考虑他的技术标准。

      今天陈传席教授一再讲形式问题，风格不是花样，他说的话我也同意，画家杨飞云也说了这个问题。你以为今天我来篆书，明天来隶书就是风格，不是，风格是对自己的重复。郁达夫有一个小说叫《背影》，从背影就可以看出父亲的心情，那就是这个人的风格，他从内到外渗透出来，这需要岁月雕刻而成。

      今天怎么创造入选作品呢，他写一张字放在墙上，然后三天两头把这个字摆动一下位置，不断地调整它，注意章法、注意构成，这是现代美术跟书法的积极因素。但是他们成了一个唯一标准，我称这个为炫技，就是炫耀技术。古人是炫耀你的文化和艺术趣味修养，是个综合性的，书法不是都能写的好，古代知识分子不是说字都写的好，那苏东坡的字就比司马光，比欧阳修写的好。知识分子里面的龚自珍就是因为字写的不好，老是科举考不中。

      那么，怎么样让最重要的全国性书法展成为推举当代优秀的书法家，现在当然不能继续采取几乎唯一的海选模式！ “中青展”所建立的模式需要调整。“中国书法年展”是在刚刚开始调整的第一步，终因人去政息，回到原处。“全国展”刚开始是是各个地方推荐，这个形式是否应该保留？现在的“全国展”只要学生投稿的，一般来说老师就不会投稿了，为什么呢？老师和学生投稿，万一学生入选了，老师没入选，老师的脸往哪放呢！最近网上有一个热帖，一位女书家得了“兰亭奖”的一等奖，而她的老师是江苏省一位全国知名的书法家，无论从功力和创作能力来说，老师都比弟子强，但老师却落选。评委次次在变化，今天是你，明天是他，骤然当上评委的，当然没有经验，更不会知道这是什么作者，甚至学生当评委，老师怎么投稿怎么选？自然在快节奏的评选中岂不失误连连，早已是会员的优秀书家谁来投稿，“全国展”实际上已变成会员资格展了。你想想，根据利益分配原则用轮流坐庄的办法来轮换评委，这个评委会5个书体1个篆刻评委人数已近200人，就不可能有很强的操作能力和应有的权威性，海选只能变成瞎子摸象，进一步让海选褪色。所以说海选式的方法，怎么样解决它，“中青展”的模式怎么调整和发展，是提供在我们今天要迫切思考的问题。

    正成手记：我应邀在山东临沂王羲之艺术节上，发表了《中国书坛的昨天今天与明天》对自己在中国书协领导岗位上的失误，现逐日选择上博，以博博友一笑。

《中国书法》压抑了现代艺术批评精神

    第四点，我就要讲《中国书法》的缺点。《中国书法》杂志伴随着当代书法的急蘧发展先后开展了一系列学术争鸣，对许多古代、现代、当代的书法创作思潮、书法理论、书法美学问题开展了许多有价值的讨论。但是有一个地方我没有做到，就是当代书法家作品的优劣开展讨论与批评。我是39岁从四川到北京去的，我走进那个京城的书法圈子里当属晚辈，为了避免各种可能的障碍，我就只好立了一个标准：我可以说什么人写的好，但是我绝不会说谁写的不好！当代书法有个什么问题呢？书品和人品是混为一谈的。文学界就不一样，你可以说刘心武这篇小说写的不好，但并不等于你否定这个小说家其它的作品与成就，你可以说王蒙的《蝴蝶》写的很沉闷，但是并不否定王蒙的《风筝飘带》、《坚硬的稀粥》不好读。但是你说书法家哪一幅字写的不好的话，就可能误解为你说这个人所有作品都不好，甚至可能被误解为你否定了这个人。画家也是，可能这幅画画的好，这幅画画的不好，这很正常。可书法不行，书法家就没有把这幅作品和其它作品分开，你要说这字没写好，就有可能被认为从根本上否定这个人的全部艺术成就。
    所以，《中国书法》杂志办了一二十年了，我在上面就没有发表过一篇文章批评谁的字写的不好的文章。这是一个重大的缺陷，就没有用现代艺术批评精神去引领当代书法创作的百家争鸣，没有对写的不好的作品进行批评，或者是对某种书法创作的方向与书法品评标准开展有抨击性的评论，所以这一点是一个重大的缺陷。这个缺陷是没有建设科学的文艺批评范式作为防疫措施来抵御21世纪初期这几年出现的两大逆流：一个是“批丑书”、“回归二王”等低俗理论迷雾甚嚣尘上；另一个就是官书、俗书泛滥于书坛而势不可挡。
这件事我没有解决，我想我的继任者如果没有学术的自觉性与学术勇气的，恐怕也不太好解决。这是我留给《中国书法》杂志的“负资产”。当代书法在这一点上远远没有和当代的其它艺术学科同步，没有和我们文学、戏剧、电影同步。例如我们评张艺谋，我让为他的《红高粱》就是好，他的《英雄》就是写的差。尽管《英雄》耗费巨大、华彩无比、赚钱不少，但它是歌颂专制帝王的，它具有思想的负面价值。如果有一位知名影评家写一篇非常尖锐的批评文章，从电影界到张艺谋本人都会认为很正常。所以说这件事在我们书法界还有待我们今后的年轻人往这个方向上思考和努力。艺术只有在科学的文艺批评环境中，这个艺术的发展才不会轻易进入误区。在这个问题上，我在检讨自己的工作的同时，寄希望于专业书法网络与网络评论家的努力。

中国文化与书法的现状和前瞻
——刘正成李廷华昆山对话       

时间：２００８年５月１５日晚
地点：昆山图书馆
主持人：顾工（昆山书画院院长）

顾工：
我先介绍一下今天进行学术对话的两位先生。刘正成先生是国际书法家协会主席，《中国书法全集》总主编，著名的书法家和书法活动家；李廷华先生是作家、人文学者和书画家。据我所知，刘老师和李老师以前都是从事文学创作的，他们的友谊最初是因为文学，以后又都致力于书法创作和研究。这次，我们请两位老师来谈中国书法和文化，一定会有很多内容。现在，我们先请刘正成老师讲一讲中国文化和中国书法的关系。

刘正成：
　　很高兴到昆山来进行这样一场对话。我是在《中国书法》杂志工作期间认识顾工，他是一位非常有才能的青年书法家，在书法创作和学术活动中都有很多建树。李廷华先生是我快三十年的朋友，正如顾工院长所说，我们先是因为文学而成为朋友。我在《四川文学》做小说编辑的时候，李先生是我的组稿对象。他的短篇小说写得很好。１９８３年我到西安去为杂志组稿，与他结识，还通过他认识了贾平凹等作家。以后这些年，我们每见面，主要话题除了书法，还是文学。
　　我现在回答顾工先生提出的问题，中国文化，从教育方面讲：六艺之中就有礼、乐、射、御、书、数。不会书写，不可能从事政治，也就是不能当官。秦汉时期，还没有科举，但对官员也是有技能考试的，除其他方面，还要考书写。那时候除了统一的文字小篆之外，因为各个地方的文字也还存在，所以考文字还要考八体。中国书法的诞生，是因为中国文字一开始就有审美功能。而且这种审美在日常生活中成为习惯。写不好字，就如同今天讲不好普通话。《淮南子•本经序》里面有论述：“昔者苍颉作书，天雨粟，鬼夜哭。”因为文字的出现，人有了理性，人和野兽的根本区别才划分开。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语言文字，但中国书法却有其特殊性。熊秉明先生提出的中国书法是中国文化核心的核心，可以有很多论述和解释，根本之处还在其体现了中国文化的融合价值。中国古代文化人的价值体现，就是融合的。在科举时代，一直到最后，象蔡元培、董必武、朱德这些前辈，虽然不以书法闻名，但他们的书法其实也很好。以后到我们这一代，实际是处在文化的断裂之中。
我们古人认为仓颉造字，是带有上天的意旨。认识中国，任何图腾符号都代替不了中国的文字。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拳王泰森身上的文身图案就是一个中国字。中国的文字、书法，是中国文化的象征，要把中国文化和书法分裂开来是不行的。现代世界，西方文化占了优势地位，使得中国文化在断裂之中出现很多困惑，中国书法也受到影响，但是，中国文化从低潮还是会逐渐复苏的，中国书法的本质意义也会在复苏中得到体现。

顾工：
熊秉明先生认为中国书法是中国文化核心的核心，但从当代书法在中国文化中的现实地位来看，并非如此，请李老师谈谈，中国书法和文化关系的变化。

李廷华：
　　这也是我关心的一个问题。
　　中国文化，刚才，刘老师提到，文字、书法和文化是不分的，中国文化是融合性的文化。中国书法的名篇，都是些具有综合美感的作品，到今天为止，凡发生的经典书法作品，都具有综合美感。中国以前最重要的书法人，比如我们熟悉的王羲之、颜真卿、苏东坡，一直到于右任、谢无量、李叔同，这样一条线索之中，他们的文化和书法都是综合的。到现代，中国文化发生断裂或者说是颠覆。在一百多年里，因为国情发生的蜕变，中国知识分子本身对自身文化的厌弃，发生了一些急进主义的运动，发生很多流变。其中之一就是综合性的文化表现形态发生分裂，以前具有综合宏大影响的书法家和作品几乎消失，中国书法在文化中的核心价值，越来越淡薄，越来越疏离。这现象是已然的存在，我们怎样来认识：有社会发展变化的外在影响。也有内在的因素，就是学术文化发展的“内在理路”。“内在理路”这个说法是余英时先生在考察清代乾嘉考据学的发展时提出来的。从现在状态来讲，和谐的文化，包容的文化，综合的文化，能不能真正形成和实现，关键还在于对我们自身文化的真正理解。经过一百年左右的扬弃之后，全社会不论从哪个阶层，哪个角度，都在对中国文化重新澹定，重新理解。这个发展过程可能还是漫长的。从宏观来看，比起中华民族五千年的历史，两千多年到三千年有文字记载的历史，这一百多年还只是短暂的一瞬。我对中国文化融合现象的重新出现，抱有期待。

顾工：
李老师强调了中国书法和其文化是融合的，我们回想，直到清末，象鲁迅、郭沫若，还可以看到这种文化人和书法的融合，但“五、四”以后，这种现象基本断绝了。目前我们也可以看到书法界和文化界的距离在加大。在这样的生存土壤变化下，书法家还要继续学习古代的文化传统吗？请刘老师谈谈。

刘正成：
　　这个问题，我想放在中国文化和外来文化的关系这个角度来谈。中国历史上汉文化吸收外来文化有这样几个重要的阶段，就是汉、唐、元、清。汉代对外来文化的吸收主要是在佛学方面。在唐代，宫廷音乐有二十八部胡律。唐代长安，万国来朝，语言文化和艺术方面交流频繁。陈寅恪先生曾经考证：唐代皇族有胡人血统。元代和清代则是异族入主。但是，少数民族文化融入汉文化，还是促进了社会的发展。这些吸收，像植物杂交一样，都没有改变而是丰富了中华文化。近百年来的中国文化变化，到底起到什么作用，还可以放到更远的历史环境里去观察，但百年来出现了重大的文化危机确是事实。关于文字方面，当时像钱玄同、胡适之还有鲁迅，他们提出汉字不亡，中国不兴。文字不搞拉丁化，中国就完了。这其实就是中国文化最低潮的时期。其实，在中国，汉字的重要性比长城、故宫、兵马俑都重要。如果要说中国文明最重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就是汉字。每一个汉字都是一个集成电路，带有丰富的文化信息。如果汉字亡了，中华民族会怎么样？现在看来，这是一个误区。
　　中国以前的文和言是分开的。讲话是白话口语，书面文字是文言。讲话就像《红楼梦》里那样。一百年前，文和言不分了。用西方的语音方法来改变中国文字，造成中国文化的一个最大的断裂。这里我们要感谢王选先生，他的发明使中国文字的电脑输入速度比拉丁字母更快，证明我们汉字的生命力是十分旺盛的。这说明我们的文字不应该忘掉，而是要发展。在中国文字影响的地区，像日本，韩国等，都没有取消汉字，他们的文化也得到高度发展。
这一百年的误区，使我们的书法也受到很大影响，就是他开始远离我们的生活。像我今天穿的衣服还是满清时的样式，但一般人现在都是穿的西式服装。我们的交通工具、房子都变成西方的了。在这样能够的进步里面，怎样保持自己文化的本质，像汉唐时代那样通过吸收外来文化来发展自己？再过一百年，可能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包括书写方式会影响世界。当然这样的影响现在还看不出来。现在我们需要的是传薪。如果一百年前我们对汉字都没有信心，现在应该恢复这种信心。对汉字的信心，对书法的信心。熊秉明先生说中国书法是中国文化的核心。文化的核心应该是哲学，中国书法最能体现中国哲学的特征。中国哲学不像西方从古希腊发展起来的哲学是体系哲学，而是以伦理性为特征的。比如同样写一个“一”字，西方人表现的就是它的数的概念，而中国人用毛笔在宣纸上书写，一百个人就表现一百种形态。这就和中国哲学的伦理性有关。他是在理性和感性之间，抽象和具体之间的。保留我们文化的形态，最重要的就是书法。故宫是谁建的，唐代那些宫廷是谁建的？不知道。但王羲之、苏东坡、黄庭坚的字，谁都知道，因为他们是审美个性的体现。我们要度过文化的危险期，通过我们的传薪，让书法重新成为生活方式。我怀有充分的信心。

顾工：
　　我们自己对传统文化有信心，才能起到传薪的作用。刘老师担任国际书协主席，对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国家的书法状态有很多了解，请你再谈谈书法在国际上的发展交流情况。他们的状态比我们怎么样？是高还是低？或者说，中国书法真的还可以起到影响和作用吗？

刘正成：
　　中国文字的影响非常重要。中国文字的起源，一种是鸟形，一种是八卦，后来发展成为太极图，不就是韩国的国旗吗？在西方，中国书画是最重要的收藏，此后才是青铜器、石刻这些。我到过的一些西方国家，象意大利、德国、英国，他们对中国文字和书法怀有十分神秘敬畏的态度。我的一位忘年之交，英国牛津大学的教授苏立文先生，他对中国二十世纪重要画家的研究，在西方世界，我说他是头号权威。他是上世纪三十年代来中国从事红十字会的工作，开始接触中国书画，和徐悲鸿、黄宾虹、齐白石、张大千都是好朋友。他也能写汉字，我和他一起在四川参观考察，在一个地方，我请他题字，他说：“掉水可脱，掉文不活。”他这是用的四川方言。他这样的中国书画研究权威对书法抱有这样敬畏的态度。还有我在《书法艺术概论》里面提到的贡布里希，他是十分重要的美学家，在１９８６年，他就写到；“一个欧洲人要想掌握中国书法的奥秘，要读懂草书题跋是多么困难，但我对中国艺术的兴趣丝毫未减。”还有德国海德堡大学教授维德宏，他翻译了米芾的《海岳名言》，这些说明，西方人对中国书法的兴趣。这就是影响力。
　　我们现在的任务，既要用白话文破译古代文化的奥秘，另外一方面阐释给西方人听，让它在全世界传播。文化交流的作用，使我想起最近发生的事情。我看“凤凰卫视”，看到奥运火炬传递在世界上引起的风潮。这里面涉及达赖喇嘛，他的研究和宣传，居然被西方认为是中国文化的一种代表，得到了诺贝尔和平奖。在他进行宣传的时候，我们就还没有人能去对西方社会进行有力量的学术性的影响。光靠学生游行来抵制是不够的。我想：如果我们的书法家有影响世界的人物，在与西方的对话中发生影响，会起到什么作用？我在中国书协工作二十来年，在文化交流中体会，中国书法在亚洲区域，包括在台湾，有很大的影响力，在欧洲，虽然搞过世纪书法大展，但影响力还是有限。现代的中国书法家，不仅有传薪责任，还有阐释传播责任。希望百年之后中国文化成为世界主流，这不是自己想象，一定要有很多人，要有大师起来对话，对和谐和平的世界文化的形成，书法应该起到促进作用。

顾工：
　　书法是综合文化，但其学科定位，应该放在什么地方？有的地方放在大学的中文系，有的放在美术系，现在大多数放在美术学院，其学科分类也是美术学的分支学科。这种差异，书法应该偏于文化，还是偏于艺术？在未来的发展中，艺术书法和文化书法，这两种观念会长期共存，还是走向一方独大？请李老师谈谈。

李廷华：
　　书法到底是文化还是艺术，我想稍微放开一点来讲。这个问题在发展中产生很多定义，也发生歧义。我也略微关注到文化书法和艺术书法的争议。为什么说略微关注，因为我对这个争议没有产生十分浓厚的兴趣。这里面歧义性的东西太多。我想讲一个学术话题，看能否从侧面来阐释这个问题。中国过去的学术讲究考据、义理和词章，大致可以这样来判断：考据偏重知识性，义理偏重思想性，而词章则在于文学性。这里可以想到贵乡的顾炎武先生，后人评价他是考据即义理，他的经学既理学。在现代的文化表现里，如果进行一番总结，不要分门派，从成绩进行考察，可以得到启示。有位历史学者何炳棣先生，他是海外回来受邓小平接见并有所交谈的少数学者之一。他的结论是：几十年来在社会科学方面为祖国取得最大荣誉的是钱锺书先生。钱锺书先生的成绩，他的《围城》大家都知道，但他的学术知道的不多。二十多年来关于大师的话题，出现过许多波澜，钱锺书先生自己一直是回避甚至讨厌这个话题。我们来看他的学术，我以为他尽管也有考据，有义理，但他的主要特色，应该是一个词章派大家。在中国学术里面，考据义理词章，词章居最后，但是，在这几十年里，在钱锺书先生的同辈里，不论是搞义理还是搞考据的，有什么人能够和他并驾齐驱？当然一直有人认为钱锺书先生的学术没有什么体系，其实钱先生早就声明过，他一生的兴趣就在于具体的文艺现象的鉴赏。他连文化都不提，把范围缩小。但我们看他的学术，又融会贯通，包罗万象。他的文字都是精金美玉。他以词章涵盖了考据和义理。就是说，不在于你站在什么位置，而在于你做出什么成绩。我用这样的例子来观察现在的文化书法和艺术书法的争论，也就是回到顾工先生提出的问题。如果只是在概念上打架，就出现很多歧义：文化书法里面你可以没有艺术？艺术书法可以不顾文化？至于你的文化多一点还是艺术多一点，这就要看你的文本。口号的提出并不能说就形成了流派，起码我还看不到有这两派书法的代表者。如果在学术上这最终属于伪问题，即因其逻辑弊病不可能深入研究，那么，争论也是没有意义的。我们无妨学习前人的经验，不要在概念上打架，在书法这个传统资源十分丰厚的文化现象面前，不看你标榜什么新名目，而是看你对中国文化和书法的真正理解和实践达到什么程度，我的兴趣在这里。

刘正成：
　　这个问题我来补充一下：关于书法学科的问题，在西方有学科的划分，是同文艺复兴同步的，这也是现代大学发展的历史。中国现代才有大学，当然是西学东渐的结果。中国古代是文史哲不分的。司马相如、扬雄的奏章，既是政治文件，也是美文。以后分开了，但发展的结果，现在又有很多边缘学科，就是融合的趋势。书法在历史发展中，受到不同角度的解释，如果注意书法的内容，文章、诗词，这是文学的因素，现在的展览方式，注重的又是其视觉因素，如果以后书法的发表方式因为生活而发生变化，比如我们现在都用电脑上班了，书法如果又从展厅回到书斋，那么对他的表现因素的观察方式也会发生变化。书法的分科也要看到时代变化所起的作用。书法本身，要看到它在一定时期因为其功能变化而发生的审美特征的变化。以前王献之和谢安的书法来往，王献之写了很多信给谢安，谢安没有回信，王献之等不及了，他跑去问谢安，不是问信的内容，而是问我的字怎么样。谢安说他写得还不如乃父。这个故事说明他们当时的手札是一种重要的审美表现。当时的书法交流就是通过手札来体现的，而现在则是投稿、展览。
　　艺术书法和文化书法，都是一种说法，我认为这里面有悖论。我曾经问艺术书法的提出者王镛先生，你在举办艺术书法之后，那些参加的作品，如果说是艺术书法，那么，同一作者，他以前的作品，甚至他参加你这个展览前一天的作品，实际上没什么变化，那又算什么书法？同一件作品，是不是参加了艺术书法展览就是艺术书法，再参加别的什么展览又是别的书法了。这个，他说不清楚。王岳川先生主张文化书法，我看他的作品写的还是唐诗宋词。你要拿出艺术书法和文化书法的样本，他们谁也拿不出来。
　　理论是属于理性认识的范畴，不能要求它和作品完全对应，但也不能刻舟求剑。这两个理论发生者，谁也拿不出他们主张的样本。理论对实践有相对的独立性。我们写字时不要受迷惑，该怎么写还是怎么写。我们在研究书法理论的时候，姑且把他们当作一种说法，看作当代书法阐释中一种问题而已。

顾工：
　　刘老师刚才讲到书斋书法和展厅书法，这让我想到扇面书法。现在，扇面书法被我们认为是小东西，不象一件正式作品那样来得精心。其实，在古代书家那里，扇面是要拿出去给人使用和传播的，他会十分精心对待。这就是同一品种，在不同时代不同环境下作用和价值的变化。我们在现代，可以看到书法作品质量和价值之间的巨大差异。在展厅里，人们主要是看作品写得怎么样，收藏者则主要是看作者的地位，这样的差异有融合的可能吗？刘老师？

刘正成：
　　这里的两个概念要弄清。一个叫收藏，一个叫投资。现代社会的收藏家很少，投资多。过去的收藏，皇家内府，只进不出，哪会去卖钱呢？再就是项元汴、安歧这些人是收藏家。他们是著录作品，传诸后世。当然，因为他们的收藏著录都是精品，经过他们手眼的东西，价钱就是要高。过去时代一个国家最重要的文化传承，就是书画图书，左图右史嘛。国民党跑到台湾去，他就把故宫里的精品先弄去。在朝代转换时，甚至连民族也因为文化来划分。接受汉文化就是汉人，否则就是胡人。乾隆皇帝是满族人，但他一辈子沉浸在汉文化里面，应该说已经汉化了。
现代的书画投资是跟着资本市场发展的。刚开始一些民营企业家是搞楼盘和股票投资，以后他们发现书画也可以作投资。如果放在文革时期，有收藏的人不但要被抄家收去，还要戴帽子。那些东西都是封、资、修。现在的书画投资处于一个什么阶段？社会经济和文化的综合发展还不够，有钱人的文化还不够，他们也还认为把钱传给下一代是最好的方式。逐渐知道书画是有价值的东西，但分不出好坏。他就只好接受官本位思想，看官办协会的什么人是主席、副主席等等。现在的书画流通渠道，一个是走穴，一个是行贿。有人要贿赂官员，送什么人的书画好呢？当然是送有官衔的。比如我们说顾工的字写得好，他不懂，你说顾工是书画院院长，他就接受了。这就是价值评价体系。以前书协刚成立时，参加者都是因为兴趣爱好。沙孟海、启功当时都是书协成员，都是因为兴趣爱好。书协成立的前十年没有人拿书法卖钱的。以后书法能卖钱了，你们投资者可以赚钱，我们写字的当然也可以赚钱。很多人参加书协就是冲着钱去的，而且通过各种途径占据重要位置，形成错乱的价值评价体系。
在日本、韩国，协会的头头肯定是写得好的，那是民办的，写不好，后面没人跟你走。我们这里是宣传部分配的名额。在错乱的价值评价体系下面，投资者就把垃圾股炒起来了。垃圾股是最好炒的。绩优股很难升植，垃圾股一升就是五倍十倍，中国的垃圾股就上去了。中国书法的价值评价体系的错乱，迷惑了投资者，但迷惑不了收藏家，也迷惑不了我们搞书法的，谁写得好坏，不用说，大家都知道。但投资人不知道，就要看你的官位。比如说顾工当了院长就值钱了，把他院长撤了马上就不值钱了。价值评价体系受社会行为的左右，很多人迷惑了，但我们书法家不要迷惑。我们写字本来不是为赚钱的，赚钱的功能是因为另外的因素形成的，是无心插柳柳成荫。成为大书法家能赚钱，但写字，搞文学艺术不是为赚钱的。我们书法家要耐得寂寞，他们赚钱时，你不要着急，获得心灵快乐也好嘛。我们不要去争那个位置，争不到不要垂头丧气，争到了很快赚了钱也是好事，但我们心中要明白这些问题的存在。要拨开这个迷雾，进入书法艺术的真谛。

李廷华：
　　正成先生深有体会地讲了这个过程，我从书法的外部来把这种现象解释一下。以前时代价值体系的形成，比如写文章的人，通过科举考试，不是碰运气，没有画圈这一说。现在考试的选择题，你选１是对，２就是错。过去的考试考经义策论，要根据四书五经里面的经典句子，结合实际写文章，那是要真本事的。我参加过一次研究生考试。１９７９年报考夏承焘先生和霍松林先生的唐宋文学，我根本不懂英语，但考试题里有选择题，不画白不画，我画了两个圈，居然得了两分。这就纯粹是偶然。谈到现在的书画投资，对当代人的东西纯粹看头衔，其实是来碰运气，偶尔也能得中。现代考试学科的划分本来应该是更加科学合理，但也造成现代化的陷阱，出现很多弊端。所以现在的情况很复杂，我们应该分而理之，要琢磨。

顾工：
　　讲到文化，两位老师都有自己的倾向，文化发展一定都有不同的路径，那么，被一个时代所选择或抛弃的文化艺术样式或风格，它也可能因为时代的不同而获得新的价值。一个文化工作者，应该追随主流文化还是应该有自己的选择，请李老师讲一讲？

李廷华：
　　主流文化这个词本身，它的定义也有歧义。曾经有一个杂志叫《边缘》，是鄙人写的发刊词。什么叫边缘，我对他进行了一些阐释。比如我们所处的世界是一个圆，处在中心位置，当然是牵一发动全身，但如果是观察问题，在中心就只能看见一面，要看到几面就得来回转身，这比较麻烦。如果追求正确性，在转动的环境里，今天的正确可能恰恰是明天的错误，在历史上我们已经不止一次体验过这样的变化。所以，我以为文化既然不是从属于政治的形态，文化眼光应该边缘化，也就是要历史化。在具体环境里生活，一个人的政治行为、价值取向，不应该和自己的文化态度抵触，但是可以有区别。这里可以用顾炎武先生做例子，在昆山的抗清保卫战里，他以一个士人的身份参加，可以说是执干戈卫社稷抛头颅洒热血。但他又认为国家兴亡，匹夫无责。责任在肉食者，就是官员。而天下兴亡，则匹夫有责，这其实是把责任更加扩大了。他这个天下，就超越了具体的政权和朝廷，而是除却政权疆土还有文化风俗等等。世俗功利社会，他把自己置于边缘位置，但文化行为，他又无所不关心。以后多少年，顾炎武拒绝进入政治和文化的中心，但是他的文化承担却更加沉重，他的重要著作《音学五书》、《日知录》、《天下郡国利病书》，在两三百年以后得到梁启超这样的评价，认为不仅是当时最重要的学术成就，而且为以后的民族复兴，为“驱除挞虏、恢复中华”提供了思想资源。这应该是边缘和主流转化的一个明显例子。
　　我回到顾工的问题，边缘和中心是经常在转换，没有永远的边缘，也没有永远的主流。这里我再浪费大家一点时间，谈谈近世的文化变化。近百年来，中国社会曾经出现过三种主要的文化倾向，一个是以鲁迅、陈独秀为代表的激进主义，一个是以胡适和他的学生傅斯年等人为代表的自由主义，他们分别在某些状态下成为文化主流，当然胡适到台湾去后日子也并不好过。还有一个文化倾向，就是吴宓和陈寅恪先生等人代表的保守主义。在很长时期里，它是受到另外两个文化倾向的共同围剿，处于最边缘的文化位置。现在我们都熟悉的口号：和谐社会，应该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理念。它是怎样发展过来的，最近我和路毓贤先生去拜谒关学大师张横渠墓，在展览馆里又看到他那四句最有名的话，现在凡读书人都熟悉，就是“为天下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１９４８年，于右任先生参加国民党政权的副总统竞选，他说：李宗仁有兵，孙科有钱，我一届老布衣，只能写字。他把这几句话写了几千件条幅送给国民大会代表。以前我们看这四句话，觉得书生议论，口气太大了。又过了几十年，温家宝总理到哈佛大学演讲，他讲的什么，就有张横渠这四句话。还有一个信息，关于韩国人，刚才刘老师谈到中国书法在韩国的影响，其实我们的传统文化一直在发生巨大影响。我们现在在举办奥运会，在传递火炬。韩国人前些年举办奥运会，他的主题词就是这四句话，他也不嫌罗嗦，不是八个字，也不是一句话，韩国人要为天下立心，为生民立命。这个保守主义的话，于右任、吴宓这些人多次提到，这也是文化边缘转换而成中心的一个例证。

刘正成：
　　顾工今天提出的问题，引起我的兴奋。主流和边缘，应该是文化史学和艺术史学的问题。应该说，在现实中，一般官方文化是主流，民间是边缘。这样就把问题理清楚了。你在文化和艺术史上的地位，不是由政治地位来决定的。如果在北宋时期搞一个书法家协会，司马光是主席，轮不到苏东坡，更轮不到米芾。米芾的官更小。但写书法史，就写不到司马光和欧阳修。唐代李白、杜甫都没有做过什么官，杜甫那个左拾遗只是个副处级，那地位是边缘的。他们当然谈不上是官方，但唐代文化的主流是李、杜。官方文化和民间文化是互补的。最近在世界上发生的一些对中国的攻击性事件，外交部反复抗议，他不理，老百姓一游行，他道歉了。第三方的声音，是比较公正的，也是比较缺乏的。中国需要民间文化来发言，这不是可有可无的。必须有民间力量的参与，今天需要重建脱离宣传的文化艺术，中国的崛起才能成功，否则可能毁于一旦。奥运会前的很多现象，我们还没有有影响的文化人出来说话。　

顾工：
　　刚才两位老师讲了很多关于主流与边缘，官方与民间的关系，如果我们把学院说成官方，书院授受说成民间，现实情况是学院教育在逐渐扩大。学院式教育和书院式教育各有什么优势？

刘正成：
我刚才是补充，现在是回答顾工的问题。
学院式教育，明显是受到西方影响的功利教育，读了大学就能找到工作，这是功利的。中国书院式教育是没有功利的。现代功利大学，一毕业就把老师忘了。书院的老师和学生都是终身的，没有毕业证书，也不分配工作。非功利的书院教育在一定阶段、一定时代下落后了，它不能造枪造炮。现代学院西学为用，一下把中国的工业、科学发展起来了。但是社会和人的发展是两个方面，讲精神发展，中国书院是根本。人的认识提高是没有止境的，尊师，也是没有止境的。过去的学习，只要老师在，就还要跟他读书，这都是非功利性的。象孔子、朱熹、王阳明都带出好的学生，每个人都很厉害。书院教育现在在重新抬头，因为功利价值之外，精神价值也在成为追求。我们看寺院里的喇嘛、和尚，就是书院式的教育。追求的是精神世界的超脱，不是取得什么资格，发个什么财。宗教式的教育是没有什么功利的。即使是科学家，也要忘我、非功利，才能成为伟大的科学家。中国书院现在还不能代替学院，但在精神追求中，不能忘记根本。中国是没有宗教的国家，但儒家的教育，吸收了其他宗教，引导了中国人的精神发展。西方主要是基督教，在讲功利的西方，它的宗教也是追求超脱的精神。
我来的路上，看到《南方周末》，有王元化的访谈，他是信基督教的。他回忆，一次参加一个会议，很多人涌过去跟毛主席照相，他没有动。他想：在神灵之下，万民是平等的。现在的书法家和一个部长照过相，都要引为炫耀，拿出去走穴害怕人家不知道。我觉得王元化先生是先知先觉。有“北钱南王”“北李南王”之说。这种宗教精神和我们书院精神是相通的。

李廷华：
　　关于教育，我想讲句话：在教育不普及的时代，能够接受规范教育的是特殊人才，在教育普及的情况下，能够认识到它的弊端自己找路的人，是特殊人才。

顾工：
　　再提个问题给刘老师：你在中国书协工作时，主持了很多展览，特别是中青展，推出了很多有个性的书家。现在中国书协的展览，又注重传统，是各有偏重。如果再过十年之后，这两种类型的书家，哪一种的成绩会高些？

刘正成：
　　这是个预测性的问题，可能进入伪科学，但我还是回答一下。
　　我们这代人，七十岁到五十岁之间，是成长在文化断裂之中的。和新的一代从事书法的环境是不同的。我刚到北京时，全国第一届第二届书法展览，当时的作品谈起来这个是学颜，这个是学柳，还有这个是学舒同。我十几岁的时候，买本字帖都不容易，我去拜一个老师，拿了本《曹全碑》给他看，他说：“你把这个写六年再来找我”。那时侯获得一个指导很不容易，找点碑帖也不容易。现在名碑法帖到处都是，现代人生活在十分自由的学习环境中，以书法而论，生活在技术主义的时代。现在年轻人的童子功比我们强，可以说“下笔便到朱丝栏”。
如果说我们这一代的长处是有生活经历，下一代则技术比较全面，这都不能代表艺术的成熟。没有生活，没有故事，不能成为伟大的艺术家。但如果不补充技术，也要掉队。我这一代书家，技术能跟上的不到三分之一。而掌握技术的书法家，以形式制造语言的书法家，如不吸收生活的激情，也难成为伟大的书法家。临摹始终是二流的，象吴琚临摹米芾，文彭临摹文徵明。要进入一流，必须在生活中吸取激情。这是两翼，不同状态的书法家，要把握自己，不断吸收不同方面的营养，完善自己，走上成功之路。

顾工：
　　李老师写过两本艺术家传记，一本是写美术家的《王子云评传》，一本是写书法家的《马世晓传论》，是否谈谈成为艺术家的必备条件。　

李廷华
　　我还是借用刘老师刚才的话来谈，刘老师实际批判了一些倾向。现在有人提出，书法可以没有内容，刘老师刚才批判了。有人认为书法和文化无关，刘老师批判了。有人甚至认为书法可以脱离文字，我想，刘老师也不用再批判了。
　　过去有句话：艰难困苦，玉汝于成。这还是应该成为书法家成长的经历和内涵。刚才顾工先生谈到我写的两本书，我觉得还不足以涵盖这个意义。现在的学习环境，主要是物质环境，已经有很大改善，但是，精神成长的作用，一般称为修养，似乎越来越被忽视，其实，它在人的一生中的作用，不论是一个学人，一个政治家，一个教师，一个书法家，一个诗人，所起的决非可有可无的作用。中国古人讲：十五而游于艺。其中的六艺：礼、乐、射、驭、书、算，这就是人的精神和经历的构成。就是在这样的道路上，出现了前辈大师，首先是生活的充实。现在有很多作家搞挂职，说是为补充生活。生活的问题不能简单理解，过去胡风讲处处有生活，这没错。现在去挂职的作家如果因为长期久居书斋，去做个副县长，副书记，以便了解一个地方的全面情况，这当然有用。但是，在官本位观念已经很普遍的情况下，有些挂职也成了把作家官僚化的手段，有些没法子当官的作家，借此去过过官瘾，这对他的精神世界到底是丰富还是扭曲？前面讲到古人精神世界的建设，我想避开“修养”这个词，它似乎太着意了些，就是人的精神建设应该很自然，是功到自然成。
　　熊秉明先生讲，中国书法是中国文化的核心，我不表异议，但我更觉得书法应该是文化的仪表。谈仪表，并不否定核心的因素。比如刚才刘老师谈到王献之和谢安关于书法的议论，他们信札谈的内容可能是黄柑二百枚，筇竹杖多少支，但那书法却是互相在比美，中国人是讲美的，所谓文化仪表，就是在很自然地表现美。这接近顾工提出的书法表现个性和坚持传统的问题，我觉得这问题还是要融合起来。我自己看王羲之的书法，总是觉得他美，韵味无穷，从来没有厌倦过。并非社会上、书法界在强调传统，就崇拜王羲之；风向转变，强调个性创新第一，就把王羲之撇开。王羲之一生到底是个什么形象，一般不去深究，只以为是风流潇洒，其实，他经历的痛苦，他在巨大精神跌宕里的化解与平衡，如果看他的字，再多去体味他的经历和精神，对书法体现人的仪表而达于内心的理解，应该就要深入许多，也贴切许多。王羲之的书法既代表了传统的最高形式，也代表了个性的最高形式。

顾工
　　最后一个问题，提给刘老师，我们一直说时代进步了，书法发展了，条件更好了，但这时代对书法发展的限制在哪里？

刘正成：
　　就是功利性。功利性是对中国书法发展的致命伤害。过去的中国和西方，只是有了钱才搞艺术，艺术本身不是为赚钱。现在因为中国人还穷，要改变，很多是想通过艺术来发财，而这样的路径以走穴为主，协会的主要领导人带头，于是有了走穴文化。参加书协，就是为在走穴时得到承认。这里面对艺术也有一定刺激性，字写得好，才能入会。但是这样的路径，和艺术的终极目标是偏离的。以前的书法精品，象《兰亭序》、《祭侄稿》、《寒食诗》，都没有功利性，而现在的专业化社会适应市场需要，出现很多弊端。以前我和刘炳森先生交谈，他说：他写字也想改变，但有人就是要他那样写。这就是商业化的影响。当年的王羲之、颜真卿，他们就是我要怎么写就怎么写。如果不能超越功利性，在更高级的阶段就迷惑了，最终只能成为书匠、书法工作者或书法从业人员，不能成为伟大的王羲之、颜真卿、苏东坡那样的书法家。从历史的进程看，中国书法的市场化也是当代文化的进步现象。以前我们写字送人，还害怕人家不喜欢，人家求字就高兴得很，哪有什么钱呢？比起文革时期只能写大字报，现在书法能卖钱当然是社会进步。但市场化和创作没有什么必然关系，象吴冠中先生就说：拍卖会上他的画卖一千万，和他没有什么关系。艺术家的创作不要受这些影响。象梵高的画，他就是按照自己的想法画，当时是一幅也卖不出去，人家老板看面子给他点面包就不错了。但梵高最后是真正的艺术家。我讲这些，并非以为艺术家就是越穷越好，只是我们现在已经被商业化、功利化包围，我们人在其中，要有自觉性，既看到它的进步一面，同时又能出乎其外，争取超越。

顾工：
　　时间过得真快，两个多小时一晃就过去了。我们感谢两位老师今晚精采的对话，最后，还请两位用简洁的语言给我们描绘一下，中国书法和文化的未来。

李廷华：
　　中国全社会都在总结自己的文化，全世界都在关注中国文化，在这样的总结和关注中，中国文化一定会找到自己的精义。

刘正成：
　　当代中国在和平崛起，经济实力已经成为世界第四，这是中国社会发展的一个拐点。我希望在中国的和平崛起中，五千年文明获得新的生命力，也希望书法起到重要的作用。我认为前途还是乐观的。
　　（根据录音整理）　

我与李廷华（左二）、顾工（左一）

对话现场

签名赠书

合影留恋